民国屐痕

再过两天才是立春,此际的台北已经和风煦然了。宋朝词人周邦彦形容——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仿佛正是眼前我的况味。确确乎是一袭青衫,我竟然就闯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发时还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间暮雨飘潇起来。我拄着一柄民国式样的弯把黑布长伞,穆然伫立于沾衣欲湿的细雨中;当我仰望大书“成仁、取义”的庄严牌坊时,台北冬季的雨,瞬间沁湿了眼底。这些海峡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泪一般咸苦。就这样噙着雨痕,我万里渡来,偏要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坛了。

台北忠烈祠始建于1969年,由蒋公亲笔榜书。正殿及两边配殿层叠树立着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万余人。仅仅抗日战争八年,民国折损的将官竟达两百余名。整个二战的盟军战场,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我独自凭吊在空旷的殿堂中,仿佛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坟地。那些早就在史书上熟悉的名字,渐次涌入回潮的眼眶;一个世纪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阵于战火未尽的云天,在等待我这个晚辈前来追问和祭奠。

我来到管理处(他们仍叫指挥部),查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们一番殷勤检索,最后总指挥亲自出来敬茶,愧疚地告诉我——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籍贯没有死亡详情。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两幅照片,是每年春秋两次祭典的神圣仪式。最后,一个老者执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门,他无限感伤地说——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搜集齐全。

外祖父于我,只是生命源头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后,另娶新妇为他生育了两个儿子——论辈分血缘,算是家慈的异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父被击毙于鄂西道上之后,他的一个旧部竟然带着他的长子(我该唤作大舅),万里硝烟中辗转撤退到了台湾。这要怎样的古风高义,才能如此艰难地拯救同袍遗孤啊。而留在内地的小舅,则和他的母亲一起承担着匪属的待遇。我能从前辈族人那里获得的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长为彼岛的高级军官,小舅沦落为此岸的下岗工人。因为吾母的原因,我们与他们素无联系,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过龙应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海峡般宽阔的伤口,是我们至今难以超越的苦难,至今未能弥合改变的命运。

就这样带着一本书,我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从共和国走回了民国。从桃园机场到台北腹心,感觉也就像从莆田到泉州,像从今天回到90年代。山河人物,皆无异样;礼俗谈吐,俱如中原遗韵,无一处不显得名门正派字正腔圆。

台北几乎从来就没有追求过国际大都市的虚张格局,尽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亚洲第一高楼,但它依旧显得十分古旧。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楼房多数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宝气。满街多是轻型摩托飞驰,几乎看不见警察,但是人车却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红绿灯。地面很老,看不见任何一点烟头垃圾痰迹,也没有戴着袖箍的男女扫地或者罚款。这种古旧,像一个家道中落的老派贵族,低调而有教养地严守着规矩。即便是一领旧衣,穿出去依旧熨烫着折痕。

入夜的台北有着书卷中曾经熟悉的那份娴静与繁华。独自徜徉于那些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之下,张望着悬满街头的霓虹繁体字,有着突然置身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幻觉。这是一种被历史打断过的炎黄贵气,现世的荣华中一点儿也不闹热,没有浮夸的措大嘴脸。似乎清明上河的市井,就该有这样一份静好,十分的风流蕴藉,却都又显得像国画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间。

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断肠人。撑一把伞小驻檐下,看台北的女人鱼群般飘过,那是你对民国最初的惊艳。问路抑或搭讪,会邂逅没有张皇迟疑的微笑;那近似吴侬软语的国语,透着从容自重和良善。大陆人道听途说的多是槟榔妹,那也只是台南才有的乡韵。且人家的露背露脐,还只为兜售新采的鲜果,而非推销你假想的俗艳。

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处玻璃房,宽仅容膝一般。橱窗上零落着一些手工挂件饰品,散发出唐宋明清一样的雅致。女主人独自在几上编织她的黄昏,我擅自入座旁观。结绳缀玉的古老技艺,复活在她的纤纤十指上。笑是莞尔的,清浅且清纯,全无主顾来也的强作欢颜。问罢,只是低声叹一句——工艺美院毕业的,唉,沦落街头了。那一声唉,似乎道尽了沧桑。听我口音,知是陆客,便多了几句讯问。然后我走,复低头缀网劳蛛。前人说:道心如恒,无送无迎。指的约略便是这样的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