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老谭

去年,章诒和大姐忽然来电话,兴冲冲地问我故乡是叫利川吧,答曰是。她又问那你认识一个叫谭宗派的老人吗?我笑问:您怎么会知道他的啊?她说她第一次回故乡安徽,在那里的一个故老,和她谈起了我的家乡,并向她推荐了老谭——说这是一个埋名深山的高人。我对章大姐笑道——这是我的至交,没有人比我更熟知其人其事,其悲辛的一生……

老谭——我一直叫他老谭,与我忘年相交三十余年,其实算起来,他应该是我的父辈人物。从80年代初开始,我们就这样没大没小地订交起来,故乡街面上,鲜有不知我与他的深厚渊源的。那时,我是县教研室的菜鸟科员,他是县志办打零工的编辑写手。而他刚刚出狱未久,彻底平反的申诉,还正在频繁奔走苦求之中。

他是50年代利川的文学作者,我是80年代山中的文艺青年。整整两代人,却因为闭塞艽野,有此同好者非多;虽曰萧条异代,竟然也一见如故地相知相惜了。那时我大学归来,青春泼皮,在小城横来直去,很有些挥斥方遒的公子哥恶态。老谭则是身形魁梧,却一身寒素。二十年深牢大狱回来,还不免有种劫后余生的谦谨——但那表面的恭顺与和蔼背后,我依然能觉出其中的傲岸。在山中,他这样一个50年代初的州府一中的老高中生,骨子里是眼空无物,且不与人群的。

老谭身高一米八,与我初识之日,不过四十有六,正当壮年。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拨乱反正,社会略显松绑。牢释人员的他,尚待政府更名其贱民身份,但依旧对未来积极乐观,似乎看不出丝毫怨恨。他镜片后面的小眼,总是笑意盈盈,和我们诗社那帮小混混,也多能玩笑一处。因为贫困,他从不烟酒。

其时,我和一帮兄弟在创办地下诗刊《剥枣》,老谭虽非社中同仁,但却是积极的参与者。我们组织诗会,则更多仰赖他的协助。他在劳改队办展览,练就一手标准的美术字,但凡写大字会标之类,全看他一个人在那儿画字并剪贴。我们有些活动偏激,他便在一边善意警告——我深知他的冤狱始末,也理解他的那种寒心和余悸。

我和他走得更近,是因为我调到宣传部之后,计划编写一本话说利川的闲书。我强调必须借用老谭,上级开恩,就成全了我这一企图。于是,我和老谭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一起出入整个县域的乡村山水之中。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了这个隔绝世界二十年的流徒,对故乡民俗文化和文史的烂熟。

他带着我走乡转村,深入边僻之野,访古问道。通常,在那些崎岖泥泞中,我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昂首阔步。他初出狱那两年,就是挑着担子,凭借一个漆匠的手艺,镇日行走在这样的艰难之中寻觅口粮的。他熟知哪里有风景,哪里有遗贤;他指着沿途的墓葬告诉我,这是巴人的悬崖穴墓,那是拾骨葬的古俗,这是苗民的合墓,那是古代汉民的庐墓——把坟墓安在家里堂屋中以示敬祖的古礼。

那时乡下没有招待所客栈之类,我们总要借居农户,搭伙寒门。老谭总是很快就能和山胞们搭讪熟悉,会将干净一点的床铺让与我睡;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则是抵足而眠。他熟知一切土家的民俗风情和礼仪,会唱山歌孝歌和号子。他仔细教我分辨哪种是石工号子,哪种是抬丧号子。可以说,关于故乡的那些民间文艺,我的知识多半取之于老谭。

1983年的老谭,终于在他的固执申诉下得以改判无罪。国家没有任何赔偿,当年陷他于狱的警察和法官,没有任何道歉。但是,他终于获得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安排到工艺美术厂,再调入文化站、文管所,还算是用其所长。

老谭的妻子,是其出狱之后娶的一个极端贤良和勤劳的农妇,靠摆摊卖亲手腌制的泡菜腐乳之类,勉强帮老谭贴补家用。他中年得子,白屋之中,珍如珠贝。老谭见我喜欢那孩子的顽劣,便送给我做“教子”,几岁的娃娃,呀呀欢叫着我这个尚是童男的“教父”。按民俗,这样的易子而教,也需行一个简单的古礼。老嫂子专门备了一桌好菜,我则给孩子送去一套读物和一把玩具剑,意思是要他长大也明白书剑恩仇。

后来我出山,每还,必与老谭长谈。再后来,我又轮到了他坐过的牢房。他、刘镇西和我,一代代山里读一点书的人,似乎宿命地都要押解到省城,想起他们前辈曾经的坎坷,也就不觉得自个儿的艰难了。等我出狱再见他时,他已然满头星霜。老少两代罪人相视一笑,背身却各自掩饰着各自的泪痕。依旧必请回家,依旧老嫂子亲炊的土菜,依旧我独酌,他陪茶,但他们二老的密布皱纹里,却平添了一些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