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桃夭李也秾 10

“我怕他?我怕他个屌!要不是鹤壁地委有人替他罩着,我才不用成天跟着他做小媳妇呢,还把自己的侄女给搭了进去。那么一个雪白粉嫩的小姑娘,我呸!他都四十大几的人了,也配!”

这是白庭禹副县长的原话。他是在铜管厂检查工作时喝醉了酒,才说出这番话的。我有一个亲戚在铜管厂的伙房工作,碰巧听见了,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我琢磨着,白副县长所说的那个“他”,指的会不会就是县长您呢?

……

即便把喝醉了酒这一因素考虑在内,白庭禹在公开场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还是显得有点不同寻常。这封匿名信将谭功达隐忍许久的怒火都勾了起来。白庭禹不仅让自己的侄子当上了代理乡长,而且私下里在好几个乡搞起了包产到户;谭功达最近一连好几个提案,包括村村通公路计划,建造集体居民点,丧葬改革,沼气推广等等,都遭到了他公开的反对。白庭禹甚至在党委会上,不指名地暗示说,在梅城,有人犯了右倾冒进主义的错误。最让谭功达不能容忍的,是自己苦心孤诣,克服重重险阻,才得以上马的普济发电厂的修建,也让他暗中下令停了工。四月份回到普济时,他曾让高麻子带他去水库大坝看看,高麻子让他最好不要去,“你去看了会伤心的。建筑工人都搬走了,大坝上长满了杂草,临时指挥部的房子都叫当地的农民给拆了。”

钱大钧这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谭功达说服了鹤壁的聂书记,提拔大钧当副县长时,高麻子曾再三劝他慎重。谭功达一意孤行,也不是没有理由:这个人再不可靠,毕竟鞍前马后,跟过自己这么多年。可自打他当上副县长之后,他的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有一个干部私下向他反应,钱大钧与省委的金秘书长打得火热。今年金玉到梅城过年,钱大钧一直陪伴左右,可居然没给自己透露半点风声!不行不行,得找个机会与他好好谈谈。

谭功达把那封匿名信撕成了碎片,又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随后,他给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福妹打了个电话,让她立刻通知县里的六个常委到家里来开会。

“现在吗?”

“现在。”

“算了吧,”杨福妹在电话那头打着哈欠,“天都快黑了,外面又刮着这么大的风……”

谭功达捏着电话的听筒,朝窗外看了看。这才意识到,外面正在刮风下雨:树枝狂摆,黄叶乱飞,寒雨如注,已是一派残秋气象。

“不如这样吧,”杨福妹道:“常委会明天下午两点开,地点就在四楼会议室,我这就逐个打电话去通知,阿好?”

第二天下午两点,谭功达夹着皮包,准时走进了会议室。他看见只有担任记录员的姚佩佩一个人在那儿,心里不禁“格登”了一下。谭功达坐在椅子上,不时地抬腕看表。

过了两点半,杨福妹才来。她远远地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托着脑袋,看上去没精打采的。

“人呢?”谭功达怒道,手指敲得桌面笃笃直响。

“人?什么人?”杨福妹懵懵懂懂地看着他。

“我让你通知开会的人呢?怎么一个都没来?”

“噢,”杨福妹站了起来,像背书似的说道,“白副县长下乡检查工作去了;钱副县长去省里出差,还没回来;还有两个常委,一个生病,另一个电话打了一上午,没人接。”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向我早点报告?嗯?这会,还他娘的开什么开!”谭功达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桌子“叭”地一拍,“你呢?开会迟到了足足四十五分钟!来了还在那打瞌睡,怎么连你也变得这么涣散!”

杨福妹低着头,嘴里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

“你还要狡辩!”谭功达朝她吼道。

杨福妹果然不吱声了。呆呆地转动着手里的红铅笔,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你还笑!”谭功达这一叫,把姚佩佩也吓得浑身一哆嗦。

杨福妹倒是不笑了,她拢了拢齐耳短发,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把桌上的一大摞材料收罗收罗,往腋下一夹,一句话也没说,走了。

正在这时,不知是哪个部门的办事员,手里拿着一张报表,走了进来,要请谭功达签字。谭功达已经被杨福妹气得失去了理智,一把从她手中夺过表格,看了看,随手就往她怀里一揣,大声道:“签个屁!你去找白庭禹签吧!”谁知那姑娘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厉害角色,把白眼一翻,没大没小地顶撞道:“不签就不签,可县长您说话可得文明点。”

谭功达自知理亏,脸一红,也不作声,拎起公文包,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回到办公室,姚佩佩见县长还仰在椅子上,呼呼喘气,又咕咕咚咚地往肚子里灌凉茶,知道他正在气头上,也不敢招惹他。就从抽屉里拿出那本《三国志》来,看了没几页,就听得谭功达在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