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塞缪尔·费舍尔讲故事

“我是一个渔夫。” 塞缪尔·费舍尔说,“余先生,请你给我讲讲中国的捕鱼故事。”

这时候我们坐在巴德伊舍的河边,仰望河流对面静止的房屋和房屋后面波动的山脉。夏日午后的阳光从山脉那边照射过来,来到我们这里时,阳光全部给了我的这一边,塞缪尔·费舍尔那边一丝阳光也没有,他坐在完全的阴影里。我们中间的小圆桌上呈现出一道明暗分隔线,我这边是金黄色的,塞缪尔·费舍尔那边是灰蓝色的。

我说:“费舍尔先生,我感到我们像是两张放在一起的照片,一张是彩色照片,一张是黑白照片。”

他点点头说:“我也感受到了,你在彩色里,我在黑白里。”

我用防晒霜涂抹了脸部,然后递给他,他摆摆手表示不需要。我看看他坐在宁静的灰蓝色里,心想他确实不需要。我戴上墨镜,向着太阳方向眺望,发现蓝色的天空里没有一丝白云。根本就没有云层遮挡阳光,为何我们这里却是明暗之分?我喃喃自语:“真是奇怪。”

塞缪尔·费舍尔洞察到了我的想法,他淡然一笑:“余先生,你还年轻,到了我这把年纪,什么奇怪都不会有了。”

“我不年轻了。”我说。

塞缪尔·费舍尔轻轻地摇晃了一下手指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易卜生和豪普特曼正在我的耳朵边吵架。”

“费舍尔先生,”我说,“如果你不介意,能告诉我你的年龄吗?”

“不记得了。” 塞缪尔·费舍尔说,“就是一百五十岁生日那天的事,我也忘记了。”

“可是你记得S. Fischer出版了我的书?”我说。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所以我记得。” 塞缪尔·费舍尔继续说,“不过,我忘记了是巴尔梅斯,还是库布斯基告诉我的。抱歉的是,我没有读过你的书。”

“没关系。”我说,“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读过。”

“给我讲讲你捕鱼的故事吧。” 塞缪尔·费舍尔说。

我说:“我做过五年的牙医,可以给你讲几个拔牙的故事。”

“不,谢谢!” 塞缪尔·费舍尔说,“你一说拔牙,我就牙疼。或许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会喜欢,可我喜欢听捕鱼的故事。”

“或许,”我接过他的话说,“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他们可以给你讲讲捕鱼的故事。”

“他们,”塞缪尔·费舍尔嘿嘿笑了,“他们就想和我玩纸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输了不给我钱,而我赢了还要给他们钱。”

塞缪尔·费舍尔看着我问道:“你喜欢玩纸牌吗?”

我说:“有时候。”

“什么时候?”

“和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我输了不给钱,他们赢了还要给我钱。”

塞缪尔·费舍尔又嘿嘿笑了,他说:“作家们都是一路货色。”

我惊讶地发现塞缪尔·费舍尔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没有一丝外国人的腔调。如果不是看着他的脸,我会觉得是在和一个中国人聊天。我说:“费舍尔先生,你的中文说得真好,你在哪里学的?”

“中文?”塞缪尔·费舍尔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学过。我倒是见过,中文是很神秘的语言。”

“你现在说的就是中文。”我说。

“我一直在说德语。” 塞缪尔·费舍尔认真地看着我,“余先生,你的德语说得不错,像一个地道的法兰克福人。”

“不!”我叫了起来,“我一直在说中文,我根本不会说德语。”

在巴德伊舍的这个下午,奇妙的事情正在发生,塞缪尔·费舍尔说出的德语来到我这里时是中文,我说出的中文抵达他那里时是德语。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梦中也没有过。

“真是奇怪,”我感叹起来,“我说中文,你听到的是德语;你说德语,我听到是中文。”

“你们这个世界里的人总是大惊小怪。”塞缪尔·费舍尔用手指的关节轻轻敲打着圆桌灰蓝色的那一面,表示这个话题结束了。随后他再次说:“我是一个渔夫,给我讲讲你的捕鱼故事。”

“好吧。”我同意了。

我首先向塞缪尔·费舍尔说明,我要讲的不是渔夫的捕鱼故事,也不是牙医的捕鱼故事,而是一个中国孩子的捕鱼故事。

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正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成长,一条小河从我们的小镇中间流淌过去。小河里没有捕鱼的故事,只有航运的故事,捕鱼的故事发生在乡间的池塘里。当时我家还没有搬进医院的宿舍楼,还居住在一条小巷的尽头。我在夏天早晨打开楼上窗户看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几个池塘散落在那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是田野的眼睛。我们小镇四周的田野里有不少池塘,夏季常常没有雨水,干旱的稻田就需要池塘里的水来灌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