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明朋友

父亲葬礼结束后的不久,母亲便开始做梦。梦里的父亲依然保持着离世前半身偏瘫的模样,歪着身子,坐在一条河对岸,微笑着、安静地看着她。

这个没有情节、平静的梦,母亲却不愿意仅仅解释成父亲对她的惦念,她意外地笃定,“你父亲需要帮忙。”

“如果他确实已经还够了在这世上欠下的债,梦里的他应该是恢复到他人生最美好时候的模样,然后他托梦给某个亲人一次,就会完全消失——到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

“所有人都是生来赎罪,还完才能撒身。”“上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这是母亲笃定的。

于是母亲决定,要帮帮父亲。

我也是直到后来才知道,年少时的母亲,是个不相信鬼神的硬骨头。虽然作为一个神婆的女儿,母亲应该一开始就是个对信仰笃定的人。

母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那是个格外强调政治理念的时代,政治标语贴满了祠堂寺庙,不过,外婆和阿太依然在自己家里天天燃上敬神的烟火。让母亲在这个家庭中坚定理性主义的,其实和那一切政治教育无关,她只是因为饥饿,她不相信真正慈爱的神灵会撒手不帮她无助的家人。

母亲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这些孩子是政府鼓励生育时期一一落地的。和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政府似乎只负责理念上的指导,日子却需要一个个人自己去过。除此之外,这个家庭的负担,还有半身偏瘫在家里伺候神明的外婆。母亲很愿意讲起那段过去,却从不愿意刻意渲染困难。她愿意讲述那个时代,人若无其事的隐忍。用她的话说,那时候困难是普遍现象,因此困难显得很平常,显得不值一提。只是每个家庭要想办法去消化这种困难,并且最终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平凡和正常。

母亲最终习得的办法是强悍。在以贤惠为标准要求女性的闽南,母亲成了住家附近,第一个爬树摘果子的女孩。树上的果子当然无法补贴一家人每日的运转,母亲又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抓螃蟹和网虾的好手,这一切其实只有这么一个秘诀——强悍。起得比所有人早——即使冬天,四五点就把脚扎进沼泽地;去到所有人不敢去的地方(岛礁附近肯定盛产贝类,大多数人担心船触礁或者有乱流不敢去)……年少的母亲因此差点死过一回。

和世界上很多道理一样,最危险的地方看上去都有最丰厚的回报。傍晚的暗礁总能聚拢大量的鱼,只是潮水来得快且凶,浩浩荡荡而来,水波像一团又一团的拥抱把岛礁抱住,如果没能在这拥抱到来前逃离,就会被回旋的水流裹住,吞噬在一点点攀爬的海平面里。

那个傍晚,对食物的贪恋让母亲来不及逃脱,水波一圈圈拥抱而来,站在岛礁上的母亲被海平面一点点地吞噬。不远处有小船目睹这一幕,试图拯救,但那小船哆嗦着不敢靠近,船上的人只能在水流另一面惊恐地呼叫。

事情的最后解决是,母亲依然顽固地背着下午的所获,一口气扎入水流里,像负气的小孩一样,毫无策略地和缠在自己身上的水线愤怒地撕扯。或许是母亲毫无章法的气急败坏,让水鬼也觉得厌弃,母亲被回旋的水流意外推出这海上迷宫,而且下午的所得也还在。

据母亲说,她被拉上船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的,只是,她从此不愿意下海。“我记得那种被困住的滋味。”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象母亲穿过乱流的样子,或许像撒泼的小孩子一般咬牙切齿,或许脸上还有种不畏惧天地的少年狂气……但也正因为对生活的乱流,丝毫不懂也因此丝毫不惧,才有可能靠着一点生命的真气,混乱挣扎开一个方向,任性地摆脱了一个可能的命运。

母亲告诉我,从小到大,外婆总对她叹气:“没有个女人的样子,以后怎么养儿抚女、相夫教子。”

如果神灵要亲近某人,必然要发现某人的需求,然后赐予她。人最怕的是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母亲后来说的。

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闽南依旧是个世俗生活很强大的地方。而世俗就是依靠着流传在生活里的大量陈规存活。

母亲和这里的女性一样,在二十不到就被逼着到处相亲。其实未来的生活和那远远看到的未来夫君的面目,于她们都是模糊的。然而她们早早就知道作为一个女人生活的标准答案:第一步是结婚;第二步一定要生出个儿子,让自己和夫君的名字,得以载入族谱,并且在族谱上延续;第三步是攒足够的钱,养活孩子;第四步是攒足够的钱,给女儿当嫁妆(嫁妆必须多到保证自己的女儿在对方家里受到尊重);第五步是攒足够的钱,为儿子办酒席和当聘金;第六步是一定要等到至少一个孙子的出生,让儿子的名字后面还有名字;第七步是帮着抚养孙子长大……然后他们的人生使命完成了,此时就应该接过上一辈的责任,作为口口相传的各种习俗的监督者和实施者,直到上天和祖宗觉得她的任务完成了,便把她召唤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