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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刚才被遮住的另一条手臂伸向前来，触电似的一扫，似乎完全不受人力控制。我上前接住他时，那条手臂搭在了我的左肩。仿佛一只蜜蜂叮在了我的肩胛骨之间。除了刚才我一直拿着的酒精瓶外，似乎还有什么东西砰地掉在了地上，撞到了墙角。

我咬紧牙关，双脚分立，托住他的腋下。他的分量简直有五个人那么重。我向后退了一步，试图将他撑起来。感觉像是要支起倒下的树。我跟他一起倒下了，他的头撞到了地板。我无能为力。我的一部分身体根本使不上力。我把他的身体扳直一点，从他身边离开。我双膝着地爬起来，弯下腰仔细听。颤动声停止了。一阵沉寂。接着是一声压抑的叹息，静悄悄、懒洋洋，从容不迫。又一阵沉寂。接着还是一声慢悠悠的叹息，疲倦而安详，仿佛夏日微风拂过频频摇曳的玫瑰。

他的面容以及面容之下都出现了变化，那种难以名状总是发生在令人困惑、难以捉摸的时刻，层层舒展，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纯真年代。此刻这张脸隐约有种内在的滑稽感，嘴角几乎向上翘起了。这一切都很愚蠢，因为我他妈的很清楚——如果我还有意识的话，奥林·P·奎斯特不是那种坏小子。

远处传来警笛的呼啸声。我还跪在地上，仔细倾听。呼啸声渐渐远去。我站起身，走向前，从边窗向外望去。“花环安乐屋”前又在举行一场葬礼。街上再次停满了车。人们缓缓地向高处走去，经过一丛丛树玫瑰。步速非常缓慢，男士们手里拿着帽子，过了很久才来到这个小小的殖民风格的门廊。

我放下窗帘，走回来，拿起酒精瓶，用我的手帕拧开盖子，搁在边上。我已经不嗜酒了。我再次弯下腰，肩胛骨之间如蜜蜂蜇刺的疼痛提醒我，还有别的东西需要捡起。一个白色圆形的手柄紧靠在护壁板边上。是一把不到三英寸长、一端锉尖的冰锥。我拿起它对着光仔细看，注视着那针一般锐利的锥尖。上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我的一丝淡淡的血迹。我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搁在锥尖边上。没有血。锥尖非常锋利。

我用手帕擦了很多东西，接着弯腰，将冰锥放在他的右手手掌上，在地毯暗淡的绒毛映衬下，冰锥发出白色的光泽。这看起来太过刻意了。我摇了摇他的手臂，使得冰锥从他的手上滚落到地上。这时，我想起搜查一下他的口袋，可另一只比我更冷酷的手已经要这么做了。

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下，我翻找了自己的口袋。什么也没少。甚至连卢格枪也还在我的手臂下。我拔出枪，闻了闻。枪没有打过，不用看我也能知道。要是挨了卢格枪的子弹，你不可能走这么远。

我跨过门口暗红色的血池，朝走廊里看看。房子里仍然静悄悄的，仿佛在默默等待。我沿着血迹往回走，来到了一间装修得仿佛密室的房间。里面有一张两用沙发和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些书和医学期刊，烟灰缸里有五个椭圆形的烟蒂。沙发腿边上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物竟是一枚弹壳——点三二口径自动手枪。我在桌子底下又找到一枚。我将它们放进口袋里。

我走出门外，上了楼梯。上面有两间卧室，都有人住。其中一间已经被收拾得一件衣服也不剩。一个烟灰缸里发现了更多拉加迪医生的椭圆形烟蒂。另一个房间里放着奥林·奎斯特寒酸的衣橱，他备用的西装和外套整齐地挂在衣橱里，衬衫、袜子和内裤也同样整齐地放在其中一个抽屉里。在后面衬衫的下面，我发现了一台光圈2.0的徕卡相机。

我原封不动地离开了房间，回到楼下，那个死者无知无觉地躺在那里。我又顽固地擦了几个门把手，在前面房间的电话前，我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没有动它，离开了。我仍然能走动，这一点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善良的拉加迪医生还没有杀人。

人们还在慢吞吞地沿着人行道向着街对面殡仪馆那个古怪而迷你的殖民地风格的门廊走去。屋内一架管风琴正发出哀鸣。

我来到房子的转角，钻进自己的车里，开车离开了。我行驶缓慢，用尽力气深深地吸气，可似乎还是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海湾城的边界在距离大洋四公里处戛然而止。我把车停在了最后一家药店门口。又是时候轮到我打匿名电话了。快来处理尸体，伙计们。我是谁？只是个总能撞见尸体的幸运男孩。还很谦虚。别指望我会说出名字来。

我望着药店，然后透过厚玻璃板向里张望。一个歪戴着眼镜的女孩正在读杂志。她长得很像奥法梅·奎斯特。我的喉咙一下紧了起来。

我踩下离合器，开走了车。首先她有权利了解，合法还是非法。而我早已超越法律的界限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