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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是相当草率的结论啊,医生。”

“你先提起这个话题的。我已经说完了。我要换一个话题。你可能注意到了这栋房子里有某种压抑的气氛。哪怕你戴着那副可笑的太阳镜,现在大可以摘去了。戴着太阳镜,你看着也丝毫不像加里·格兰特[2]。”

我摘了太阳镜。自己完全忘了这码事。

“警察来过这儿,马洛先生。一个正在调查克劳森案件、名叫马格拉尚的警探。他会很高兴见到你的。我要给他打电话吗?我肯定,他会回来的。”

“去吧,打电话给他,”我说。“我只是在去自杀的路上顺便经过这里。”

他的手伸向电话,不过却鬼使神差般地被裁纸刀拽回了一边。他又拿起刀,似乎就是放不下它。

“你可以用它杀人,”我说。

“轻而易举,”他微微一笑。

“在脖子后一英寸半就够了,正中央,枕骨突起处。”

“用冰锥会更好,”他说。“尤其是一把短冰锥,一端磨得很锋利,不会折断。要是错过了脊髓,就不会致命。”

“那么需要一点医学知识吗?”我掏出一包寒酸的骆驼牌香烟,从玻璃纸中剥开一根烟。

他继续微笑,非常淡然、悲伤的笑。这种笑容不属于一个满心恐惧的男人。“那会管用的,”他温柔地说。“任何一个相对机灵的人都能在十分钟里掌握这个技术。”

“奥林·奎斯特学过好些年的医,”我说。

“我说了,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是的,我知道你说了。我不太相信你。”

他耸耸肩。可他的眼睛总是瞟向裁纸刀的刀柄。

“我们真是一对极品,”我说。“就坐在这儿,正大光明地聊天,仿佛我们对世事毫不关心。因为我俩在日落前就要锒铛入狱了。”

他再次抬起了眉毛,我继续道:

“对你来说,因为克劳森知道你的名字,你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个跟他说过话的人。对我而言,因为一直在做一个私家侦探永远不会侥幸成功的事。隐藏证据,隐藏线索,发现尸体却不去向海湾城那些可爱、廉洁的警察报告。哦,我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可我似乎不在乎。或者是我恋爱了。我似乎就是不在乎。”

“你肯定喝多了,”他缓缓地说。

“只不过是香奈儿5号,还有香吻,泛着白光的修长双腿,蓝色眼睛中略带嘲笑的邀请。就是这些天真无邪的东西。”

他的神色比刚才更悲伤了。“女人会狠狠地削弱男人,不是吗?”他说。

“克劳森。”

“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你可能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停地喝啊喝,也不吃饭。日积月累,维他命缺失造成了精神错乱的症状。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件事要做。”他转过身,盯着消毒器。“针头,更多的针头。他们让我觉得肮脏不堪。我是索邦大学[3]毕业的。可我却在一个脏乱的小镇上为一群腌臜的小人行医。”

“为什么?”

“因为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在另一个城市。别打听太多,马洛先生。”

“他用了你的名字。”

“这是某一个阶层人们的习惯。有一度演员尤其如此。骗子也是。”

“哦,”我说。“那么一切就只是如此吗?”

“只是如此。”

“那么,警察来这儿没有因为克劳森的事纠缠你。你只是害怕很久以前在别处发生的某件事。或许那甚至是爱情。”

“爱情?”他口中缓缓吐出两个字,暗自品尝其中滋味,直到最后,脸上浮现出一抹苦涩的笑容,仿佛开枪之后空气中飘浮的火药味。他耸耸肩,从公文格后面拽过一个烟盒推向桌子另一侧的我。

“那么不是爱情,”我说。“我正试图解读你的心事。一个索邦大学的高材生,在一个脏乱的小镇上为一群腌臜的小人行医。我很了解。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对克劳森这样的人干什么?这是为了什么,医生?毒品、堕胎,还是你碰巧是某个炎热的东部城市里为一群黑帮工作的医生?”

“比如说?”他淡淡一笑。

“比如说克利夫兰。”

“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我的朋友。”现在他的声音冷若冰霜。

“真他妈大胆,”我说。“不过像我这种智力有限的人倾向于把已知的事实归类。虽然经常出错,但只是我的职业病。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可以说说。”

“我在听呢,”他再次拿起裁纸刀,轻轻地戳着桌子上的便条簿。

“你认识克劳森。有人用一把冰锥非常娴熟地杀了克劳森,他遇害时我在房子里,正在楼上和一个名叫希格斯的骗子说话。希格斯很快离开了,还带走了登记簿上、记录奥林·奎斯特姓名的一页纸。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希格斯在洛杉矶被人用冰锥杀害了。有人搜过了他的房间。当时有个赶来跟他做交易的女人在现场。她没拿到东西。我有更充裕的时间搜索。我得手了。假设一:克劳森和希格斯是被同一人所杀,不一定是出于相同理由。希格斯被害是因为他硬要分一杯羹,还把别人挤了出去。而克劳森被害是因为他是个满嘴胡言乱语的醉汉,可能知道了谁有可能要杀希格斯。到这里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