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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房子显得安静而气派。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倔强的小男孩正走上台阶。她看了眼门牌，又望了眼别在翻领上的怀表，嘴里犹豫不决地默念着。小男孩谨慎地四下环顾，接着在她的脚踝上踢了一下。她缩了一下，但声音仍然很有耐心：“乖，约翰尼，你可不能踢费恩阿姨，”她的语气很柔和。

她打开门，拽着这只小猴子进去。十字路口的斜对角是一幢巨大的白色殖民地时代的房子，柱廊上有顶棚，但小得和房子不成比例。前院的草坪上安装了探照灯反射镜。门前的过道两旁盛开着娇艳的玫瑰。柱廊上方挂着一块巨大的黑底银字的牌子：花环安乐屋。我纳闷，从前窗望出去看见对面的殡仪馆时，拉加迪医生到底作何感想。也许这使他行医更谨慎。

我拐过十字路，开车返回了洛杉矶，上楼到办公室查看我的信件，同时将我从海湾城照相馆得来的战利品锁进了坑坑洼洼的绿色保险箱——除了一张照片。我坐在桌子前，透过放大镜仔细研究着照片。照片经过放大，加上放大镜，细节部分倒还清楚。坐在梅维斯·韦尔德身边那个又黑又瘦、面无表情的男子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晚报：《新闻纪事报》。我能看清上面的新闻标题：“轻重量级拳击选手比赛中受伤身亡。”只有午报或晚些时候的体育版才会使用这样一个标题。我将电话拉向自己，手刚挨着电话听筒，铃声便响了起来。

“马洛吗？我是城里警察局的克里斯蒂·弗伦奇。今天上午有什么消息吗？”

“除非你的电传打字机出故障了。我已经看过一份海湾城的报纸了。”

“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他随口说道，“听起来好像是同一个家伙干的吧，是吗？同样的首字母、同样的描述、同样的作案手法，而且时间似乎也对得上。我真他妈希望这不是意味着桑尼·莫·斯坦那帮人又重操旧业了。”

“如果是他们，他们可换了门技术，”我说。“我昨天翻阅了他们的资料。斯坦那帮人过去都是把受害者捅得满身窟窿。其中一个受害者身上有一百多处刺伤。”

“他们可能有长进了，”弗伦奇有些避重就轻地说，好像他不想谈论这个话题。“我打电话来是因为弗莱克。昨天下午起见过他的影子吗？”

“没有。”

“他溜了，没去上班。旅馆打电话给他的女房东，对方说他昨晚就打包走人了。不知去向何方了。”

“我没见过他，也没他的消息，”我说。

“我们那具尸体身上只有十四块钱，你不觉得蹊跷吗？”

“是有点，不过你自己说过原因。”

“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我自己也不信了。弗莱克要么是吓破了胆，要么就是得了一笔钱。或者是他看见了什么不能说的事，有人花钱堵住了他的嘴，否则就是他动了客人的钱包，留下十四块钱放着好看。”

我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也有可能两种情况同时成立。不管是谁，如此彻底地搜查房间，绝不是为了钱财。”

“为什么不是？”

“因为这位汉布尔顿医生打电话给我求助时，我曾向他建议过旅馆的保险箱。可他不感兴趣。”

“这种人是不可能会雇你来帮他保管钱的，”弗伦奇说。“他不可能会雇你为他保管任何东西。他想要你保护他或是他想找个同伴——也许只是个送信人。”

“抱歉，”我说。“我刚才说的，正是他的原话。”

“可你赶到那里时，看见他已经死了，”弗伦奇拖长了语气随意说道，“你还没来得及给他一张名片。”

我紧紧地握着听筒，快速回想在爱达荷街的寄宿公寓里与希格斯的对话。我看见他两指夹着我的名片，低头看着，然后我看到自己一把从他的手里夺过名片——趁他还未抓牢以前。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徐徐吐出。

“还没，”我说。“别再装神弄鬼地吓唬人了。”

“他有一张，老兄。折了两折塞在他裤子的表袋里。我们起初遗漏了它。”

“我给过弗莱克一张名片，”我嘴硬道。

一阵沉默。我能听见周围的说话声以及打字机的噼啪作响。最后弗伦奇干巴巴地说：“好极了，再见。”他突然挂断了电话。

我缓缓地将电话放回筒架，活动活动我抽筋的手指。我低头注视着面前桌上的照片。它所告诉我的一切就是：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识，在“舞者”餐厅吃午饭。照片里桌子上的报纸告诉了我日期，或者会告诉我日期。

我打电话给《新闻纪事报》，请求转到体育版。四分钟后，我在记事簿上写道：“里奇·贝洛，当红的年轻轻重量级拳击手，2月19日半夜于姐妹医院去世，死因是前一晚在好莱坞军团体育馆打拳击擂台时受伤所致。《新闻纪事报》的午间体育版在2月20日报道了这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