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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菲利普·马洛。”我说，“来找人。”

“谢谢，马洛先生。”他写下姓名和车牌号，将登记卡还给我，顺手拿起电话。

一个穿着白色亚麻双排扣保安制服，戴着金色肩章和有金黄色宽带的帽子的黑人为我打开门。

大堂看起来像一家高档音乐厅。有许多的灯具和闪光物体，许多的布景，许多的服饰，许多的音响，仿佛全明星阵容，原创剧情，震惊四座。在漂亮柔和的光线的映照下，四周的墙似乎无限地往上延伸，消失在柔和的群星闪烁的空中。走在地毯上，仿佛没穿长筒胶靴涉水而行。后面是一个独立式弧形楼梯，金属和白色珐琅的宽大阶梯铺着地毯，徐徐而上。在餐厅门口，一位胖乎乎的领班神定气闲站在那儿，裤子上有一道两英寸宽的缎条，腋下夹着一叠烫金菜谱。他这种人的脸就可以从彬彬有礼的微笑变为凛冽的愤怒，而脸部肌肉纹丝不动。

左边是酒吧入口。那儿光线较暗，也较安静，一个酒吧侍者在玻璃器皿微弱的亮光中像蛾子一样移动。一位美丽的高个金发女郎穿一身像海水蓝色、撒满金粉的衣服，从女士洗手间出来，一边涂着唇膏，一边哼着歌朝拱道走去。

拱道那儿传来伦巴舞曲的音乐，她微笑着，有节奏地点头。一个脸膛红润、眼睛发亮、手臂上搭条白色披肩的矮胖男子在等她。他肥硕的手指抓住了她赤裸的手臂，色眯眯地看着她。

一个穿着桃红色中国旗袍的女招待走过来，接过我的帽子，对我的衣着不以为然。她的眼睛就像奇怪的罪孽。

一个卖香烟的女孩从楼梯上下来。她头发上插一根白鹭羽毛，衣服十分单薄，一条赤裸的长腿涂成银色，另一条涂成金色。她脸上摆出一副不屑的神态，好像跟她约会非得早早预约不可。

我走进酒吧，在一张塞了绒毛的皮革位子上坐下。这儿，玻璃杯发出轻微的叮当声，灯光柔和，人们轻声低语，谈情说爱，或生意来往，或其他适合在这种场合谈论的话题。

一位高个貌俊，身着精制的灰色外套的男子突然从墙边的一张小桌旁站起，走到吧台那儿，开口骂一个酒吧侍者。他声音很大地骂了很久，用词恶毒，一般是这样一位高个貌俊、服装考究的人骂不出来的。所有人不再说话，默默地看着他。他的声音刺穿了柔和的伦巴舞曲，好像铁铲铲进了柔软的白雪。

酒吧侍者静静地站着，看着那个骂人者。侍者有卷曲的头发，皮肤洁净温润，眉距宽而眼神拘谨。他没走动也没说话。高个男子住了口，慢慢走出去。除了侍者，大家都看着他离去。

侍者沿着吧台慢慢地走到我坐着的那头，站在那里，眼睛看着别处，脸上没有表情，只是有些苍白。接着他转身对我说：

“先生，什么事？”

“我想找一个叫埃迪·普鲁的人。”

“是吗？”

“他在这儿做事。”我说。

“在这儿做什么事？”他的声音很平稳，干巴巴的，像干燥的沙子。

“我只知道他在老板手下做事。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哦，埃迪·普鲁。”他喃喃地说着，并用桌布慢慢地擦着吧台。“贵姓？”

“马洛。”

“马洛。边喝边等？”

“来杯干马提尼吧。”

“一杯马提尼，干的，很干很干。”

“好吧。”

“您用勺子还是用刀叉吃？”

“切碎了。”我说，“我咬着吃。”

“去上学的路上吃。”他说，“要把橄榄给您放在书包里吗？”

“用它砸我的鼻子。”我说，“要是这让你感觉好些的话。”

“谢谢您，先生！”他说，“一杯干马提尼。”

他刚转身从我这儿走开，随即又折回来，身子靠着吧台，说：“我把酒弄错了。那位先生告诉我这件事。”

“我听见了。”

“他告诉我这件事，就像有身份的人告诉你这种事时那样。就像大牌导演喜欢指出别人的小毛病那样。您听见的。”

“是的。”我说，心想这话要扯多久啊。

“他要让别人听见——这位绅士做到了。所以我过来，可以说冒犯了你。”

“我知道。”我说。

他竖起一根手指，若有所思地看着。

“就是这样。”他说，“一个十足的陌生人。”

“这是因为我棕色的大眼睛。”我说，“它们看上去很温和。”

“谢谢，朋友！”他说完转身走了。

我看见他在吧台一头打电话。接着看见他在调酒。当他拿着酒回来时，一切正常了。

[1]此处可能指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1920），他同情俄国革命，著有《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