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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那儿。她让我站着，而她喝光了杯中酒，将酒杯放在桌子上，又倒上酒，接着她用手帕抹抹嘴。接着开了口。她的声音有男中音的音质，听上去好像很干脆，没有废话。

“坐吧，马洛先生。请别抽烟，我有气喘病。”

我在一张苇编的摇椅上坐下，将那支未点的香烟塞到外衣口袋中的手帕里。

“我从未与私家侦探有过什么交易，马洛先生。我对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你的推荐人看来让人满意。你要多少酬金？”

“要做什么，默多克夫人？”

“这是一件非常机密的事。与警察无关。要是与警察有关，我早就叫警察了。”

“我的酬金是一天二十五美元，默多克夫人。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费用。”

“收费不低。你肯定能赚不少钱。”她又喝了几口酒。我不喜欢在夏天喝葡萄酒，若有机会拒绝倒也不错。

“不多，”我说，“赚不了什么钱。当然你可以不惜代价雇侦探——就像打官司或看牙医一样。我不是一个组织。我只有一个人，我一次只接一件案子。我有风险，有时风险相当大，另外，我也并非一直有活干。不多，我认为一天二十五美元不算太多。”

“我明白。你说的费用指什么？”

“时不时会需要一些小东西。你想不到的。”

“我倒想知道。”她尖刻地说。

“你会知道的。”我说，“所有的费用会白纸黑字写下来。要是你不喜欢，你随时可以拒付。”

“你想要预支多少？”

“一百美元就行了。”我说。

“希望如此。”她说着喝光了杯中酒，接着又将杯子倒满，甚至连嘴都没擦一下。

“像您这样的人，默多克夫人，我不必非得预支酬金。”

“马洛先生，”她说，“我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但别让我吓着你。因为要是你会被我吓着，你对我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我点点头，不想再说这个话题。

她突然笑起来，接着便打了个嗝。这嗝打得优雅柔和，既不张扬，又显得驾轻就熟。“我有气喘病。”她大大咧咧地说，“我把葡萄酒当药喝。因此我就不请你喝一杯了。”

我抬脚跷起了二郎腿。我希望这个举动不会引发她的气喘病。

“钱，”她说，“并不那么重要。我这样的女人总是要出高价的，我能料到。我希望你能值我出的价。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件相当贵重的东西被偷了。我想追回来，但我还另有要求。我不想有什么人被捕。窃贼碰巧是家里人——一位姻亲。”

她肥硕的手指转动着葡萄酒杯，说罢微微一笑。被遮去阳光的室内光线暗淡。“就是我的儿媳妇。”她说，“一个迷人的姑娘——也结实得像块橡木板。”

她看着我，眼中突然有一丝闪光。

“我有个该死的傻瓜儿子。”她说，“但我很喜欢他。一年前，他愚蠢地结了婚，未经我的同意。他这是做傻事，因为他还不能自己谋生，他没有钱，除非我给他钱，而我不是给钱很大方的人。他看中，或者说看中他的那位女士，是个夜总会歌女。她的姓名，倒也恰如其分，叫琳达·康奎斯特[2]。他们就住在这幢房子里。我们没有吵过架，因为我不允许有人在我自己的房子里跟我吵架，但我俩之间的感情并不好。我支付他们的费用，给他们每人一辆车，在衣着方面让这位女士有足够但并不过度的开销。无疑她发现这儿的生活相当无趣。无疑她发现我的儿子也相当无趣。我自己也发现他很无趣。不管怎么说，她搬走了，很突然，就在一个多星期前，没有留下联系地址，也没有说再见。”

她咳嗽起来，摸出一块手绢，擤了擤鼻子。

“失窃的。”她接着说，“是一枚金币。一枚叫做布拉什·达布隆的珍贵金币。这是我丈夫收藏中的珍品。我不关心这些玩艺儿，但他很珍惜。自从他四年前去世，我一直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东西放在楼上，在一间上锁的房间里，这房间有一套防火装置。金币保了险，但我还没有去报失。要是我能找回失物，我就不想去报失。我确信是琳达拿的。这枚金币据说值一万多美元。这是一枚样币。”

“但很难出手。”

“也许。我不知道。直到昨天我才想到这枚金币。之前我不会想到它，因为我从不去碰那些藏品，要不是洛杉矶的一个名叫莫宁斯塔的人打来电话，说他是个经销商，问是否有枚如他所说的‘默多克家的布拉什’金币出售？碰巧是我儿子接了电话。他说他不相信有人会卖这枚金币，从来没想到要卖它，但要是莫宁斯塔再打电话来，他也许可以跟我谈。那时我不便接电话，因为我休息了。那人说他会再打电话的。我儿子将这番谈话告诉了戴维斯小姐，她又告诉了我。我让她给那个人回电话。我有些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