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的宇宙《我发现了》导读

马凌

19世纪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历来被视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恶魔式人物,无论其私生活还是其作品,均被贴上“渎神”的标签,比如D.H.劳伦斯就在他的《美国文学经典》(1923)中愤怒地指出:在坡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吸血鬼,尤其是坡本人。但很多人所忽略了的是:这同一个坡,曾经在1848年2月3日,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里,面对六十名听众,严肃地论证了上帝的存在。这次演说的讲稿,经过修改,于四个月后出版,这就是被后世称为“美国天书”的《我发现了》。

爱伦·坡显然把这本不到150页的小册子视作自己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与最后的总结,然而,这篇“艺术遗言”因为集天文学、逻辑学、神学、美学为一体,不可避免地有庞杂晦涩之嫌,所以多年来颇受冷落——研究界或者视而不见,拒绝评论;或者忽视其重要性,认为它系“业余天文爱好者的拼凑之作”;更有甚者,干脆将其视为作家神经错乱状态下的一派胡言。有意思的是,坡在《我发现了》的序言中曾自豪地宣称:“我书中所言皆为真理:——所以它不可能消亡:——即或它今天因遭践踏而消亡,有朝一日它也会‘复活并永生’。”一百年后,坡的理论果然得到了“复活”:一方面,以瓦莱里、奥登、约翰·欧文、丹尼尔·霍夫曼为首的一批著名文学评论家给予此作以高度评价,比如哈罗德·布鲁姆就宣称,“就文学价值而言,《我发现了》比他的诗歌的价值要大得多”;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天体物理学的发展,科学家们证明了坡的伟大——原来,《我发现了》所“发现”的实际上是宇宙的诞生和消亡原理,其中的假说与“大爆炸”“热寂说”等当代理论不谋而合,按照天文学家的看法,坡是堪与开普勒、牛顿甚至爱因斯坦媲美的天才人物。

《我发现了》的确是坡一生事业的巅峰,也是他全部思想观念的一个总结。它的出发点是宇宙论,中心点是上帝论,落脚点却是人生论和文学论。一方面,与其说坡“发现”的是一个科学的宇宙,毋宁说他“发现”的是一个神学的宇宙;另一方面,借着爱伦·坡的“发现”,我们亦可以重新“发现”爱伦·坡本人的观念世界和文学世界。

《我发现了》有两个副标题,其一是“一篇关于物质和精神之宇宙的随笔”,其二是“一首散文诗”。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发现了》既是科学性很强的随笔,同时又是“诗”呢?先要明白坡对“诗”的独特定义。早在1831年他的诗集再版时,他就宣布过自己的诗歌信条:“依我之见,诗与科学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诗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快感,而不是求得真理。”奇妙的是,《我发现了》正是一部科学著作与一首诗的结合:一方面有科学真理,一方面又直接关注人生问题。

《我发现了》里的爱伦·坡是异常严肃的,甚至有些学究气。在书的开篇,他宣布要与读者一道探讨一个最严肃、最广博、最艰深、最庄重的问题:“我决意要谈谈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谈谈物质及精神的宇宙:——谈谈它的本质、起源、创造、现状及其命运。”随后,坡对“宇宙”做了界定:“指人类想象力所能及达的浩瀚空间,包括所有能被想象存在于这个空间范围的万事万物,无论其存在形式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坡将天文学意义上的“物质宇宙”视为“星系宇宙”,而他的宇宙观念除了物质宇宙,还包括了精神宇宙。西方的宇宙观念大体上有两种表述,一是cosmos,来自希腊文kósmos,本义为秩序,其反义词是chaos,意为混沌;二是universe,来自拉丁文ūniversum,意为包罗万象、万有。坡的宇宙概念一方面包括了前者,有对宇宙秩序的探索;一方面更接近于后者,包容了一切。最有意思的是,坡的宇宙有一个认识论的前提——人的想象力,这有种唯心主义的色彩,也是他的特异之处。

借一封虚构的、来自未来世界公元2848年的“瓶中来信”,坡批判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演绎式”及以培根为代表的“归纳式”这两种“获得真理之路”。在坡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明之理”,人的认识之路就像开普勒发现定律一样,要通过“直觉”和“想象”。既而,坡“想象”出了一套宇宙粒子理论,然后用了将近五分之四的篇幅修正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坡指出,宇宙起源于虚无,在类似“大爆炸”的原始推动力作用下,原始粒子产生,并形成了多样的物质和星系,但是,每一个粒子自诞生起就都处在回归寂灭的状态,也就是于扩散运动中回归原始的“统一”。正是在由大串天文学术语构成的论述里,后世的科学家们惊喜地识别出了“大爆炸”“黑洞”“反物质”“多重宇宙”“熵”等现代天文物理学理论。须知,直到1948年,西方世界才出现关于“大爆炸”的论文,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家们才把“熵”与宇宙的终结相联系,70年代之后方把“黑洞”与多重宇宙相联系——简而言之,坡的宇宙理论,可谓相当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