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燃烧的雅加达 JAKARTA BURNIN CHAPTER 13（第2/4页）

凯特真想指出软心肠的他可是提出了一份苛刻的协议——他的薪水是她的三倍，任何出版物或者专利上他的名字都在第一位，尽管整个研究事实上都建立在她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但她收住了自己的舌头，喝完了杯中的莎当妮酒24。

那天晚上她给马丁打了个电话：“我做不……”

“打住，别再说下去了，凯特。只要你下定决心，你什么都做得到的，你一直都可以的。在印度尼西亚有两亿人，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有大约70亿人。大约有0.5%的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自闭症——这就是3500万人——跟得克萨斯州的人口一样多。你才给600个家庭发去了信件。别放弃，我不允许。我明早会给伊麻里研究院里管赞助的头打个电话，他们会继续资助你的——不管那个老混蛋约翰·赫尔姆斯在不在研究项目里。”

这个电话让凯特想起了那个她从旧金山给他打电话的晚上。那时候他向她承诺，雅加达对于她重新出发，继续她的研究会是个很合适的地方。也许他终究是对的。

第二天早上，她走进实验室，告诉本去订制更多的项目宣传册，还要去找些翻译来。他们要到农村去，他们要广撒网——也不会再坐等那些家庭上门来。她炒掉了CRO，她无视了赫尔姆斯医生的抗议。

两周以后，他们往3辆卡车上装上了4个研究员、8个翻译，还有一箱一箱的项目宣传册，上面印着5种文字：印尼马来文25、爪哇文、巽他文、马都拉文，还有巴达维文26。选择哪几种文字让凯特煞费苦心：在印度尼西亚有超过700种不同的语言在被使用，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在雅加达和爪哇岛最常用的5种。尽管有些滑稽，但她可不想让她的自闭症疗法项目因为交流问题而失败。

结果和在雅加达市中心宾馆里的那次一样，她的准备完全徒劳无功。一进入第一个村子，凯特和她的团队就大吃一惊：那儿没有自闭症患儿。村民们对宣传册毫无兴趣。翻译们告诉她，这儿没人曾看到过哪个孩子有这些问题。

这完全不合逻辑。在每个村子里面至少也该有两个到三个可以请去参加试验的对象，还可能更多。

在下一个村子里的时候，凯特注意到有个年纪比较大的男翻译，当其他的翻译和团队成员们去挨家挨户探访的时候，他靠在车厢边上。

“嘿，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凯特问。

那个男人耸耸肩：“因为做不做都一样。”

“该死的，才不一样呢。你最好现在就——”

那个男人抬起手来：“我无意冒犯您，女士。我只想说，你们问的问题不对，问的人也不对。”

凯特打量着他：“是吗？如果是你会去问谁？你会问什么？”

男人从车旁一跃而起，对凯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跟上。他一路朝村子深处走去，跳过了那些看着比较好的屋子。在村子边上，他第一次敲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一个矮个子妇女出来回应的时候，他用急促的语调飞快地说话，时不时朝着凯特指指。这场景让她十分尴尬。她有些难为情地把白大褂的翻领拉上来。她不嫌麻烦地穿好全套行头，完完全全把做出一副可信的、冷静的外表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她早该想到她在村民们看来是什么样子了：他们穿着的衣服大多是他们用从血汗工厂里拿回家的边角料自己做的，要不就是已经破烂不堪的旧衣服。

凯特发现那个女人离开了，便走上前去想向那个翻译发问，但他举起一只手阻止了她。那个妇女回到门口，推着三个小孩，站到他们俩面前。孩子们盯着自己的脚尖，沉默地站着，犹如雕像。翻译从一个孩子走向另一个，上下打量着他们。凯特移动了一下重心，开始揣测他下面要怎么办。这些孩子是健康的，没有任何哪怕最轻微的自闭症症状。翻译在最后一个孩子面前弯下腰，又喊起话来。那个母亲飞快地说着什么，但他对她大喊大叫，然后她陷入了沉默。那个孩子紧张地说了三个词。翻译又说了些什么，然后那个孩子重复了一遍。凯特怀疑，那是不是谁的名字，或者是地名？

翻译站起身来，又开始指着那个女人叫喊。她猛力摇头，反复地说着一句话。被翻译纠缠了几分钟之后，她低下了头，语调也变低了，她朝另一间窝棚指了一下。那个翻译的语气头一次变得温和了些，看样子他的话让那个女人轻松了些。她把那些孩子赶回了屋里，飞快地关上门，差点把最后一个孩子夹成两半。

在第二间窝棚发生的事情和在第一家很像：这位翻译大声喊叫，指指戳戳，凯特尴尬地站在一旁。那个村民紧张地把她的四个孩子带了出来，然后等在一旁，眼神焦虑。这次翻译向一个孩子提出他的问题的时候，那个孩子说了五个词，凯特觉得应该是几个名字。那个母亲表示反对，但翻译无视她，继续给那个孩子施压。他回答以后，这个高大的男子蹿了起来，把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推到一边，冲进门去。凯特手足无措，但当母亲和孩子们跟进家里去的时候，她也跟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