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夜谈

一轮圆月映在水中,水波又把月影揉碎。微波荡漾,光和水仿佛在嬉闹。

“就在这儿分手吧。请上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道。

“实在太感谢了!”连理文说得很慢,他的日语还不熟练。

跟他并肩站着的小伙子提着灯笼,灯光照在岸边的一艘小船上。“照顾不周,还请包涵。”小伙子微微低头行了个礼。

“正助,你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成就,真了不起!”

“连先生,你的日语进步多了,说起客套话来也进步多了。”

“哈哈哈……是吗?”

“毕竟你来日本还不到一年呢。”

“那咱们就再见了。”连理文说完上了船。

远处的海面上,依稀可见唐船[1]的黑影。船夫静静地摇着桨,小船在不知不觉中离了岸。站在岸上送行的小伙子把灯笼举过头顶,灯光清晰地映照出他长长的脸,上头还残留着少年的影子。他叫大久保正助,虚岁刚刚二十。

唐船一靠近,小船上的连理文就摘下包裹着的头巾,辫子松弛地垂落在他背上。唐船似乎早就知道他要到来,从甲板上垂下一条绳梯。就这样,连理文在萨摩的坊津海面坐上了开往长崎的唐船。

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日本的年号是嘉永二年。这一年,从清国开往长崎的贸易船有八艘,其中第七号船在天草失事了。连理文在萨摩海面搭乘的是第四号船。在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时代,从清国开往日本的交易船必须持有证明,即所谓的“信牌”。第四号船的信牌上写着“李亦圣”,船主是钮心园,但实际上船主是厦门金顺总号的老板连维材。七年前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国被迫接受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而在那之前,就像当时的日本只把长崎作为对外窗口一样,清国只有广州是贸易港。之后,金顺记主要在香港和上海拓展业务,总店形同虚设。连维材的四儿子理文原来在上海,去年他主动要求去琉球。

“哦?想去一年看看?也好。”连维材答应得爽快。

其实,理文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忘掉一切。他结婚才一年多,妻子突然病逝了,他的内心创伤极深。琉球的工作很艰巨,而这正是理文所渴求的。

萨摩的岛津藩早就把琉球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并通过琉球和清国交易。所谓的“交易”,即琉球作为清国的附属,接受清国的册封,并向清国朝贡。当然,这是得到幕府承认的。原则上,和清国及荷兰的交易只能在长崎进行,而且必须通过幕府的垄断机构——长崎会所。但在日本各藩中,只岛津搞对外贸易,拥有从清国进口的“唐物”。文化七年(1810年),岛津迫使幕府准许其在长崎出售唐物。起初,在货物品种上有限制,但岛津硬是扩大了品种。岛津之所以如此具有威慑力,是因为手中有一张王牌——“这是为了帮助琉球,如果不这么做,琉球就会脱离日本。”对此,幕府不得不让步。

总之,岛津充分利用参加长崎会所的特权,不,应当说,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特权,起初只是买卖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后来也偷偷从事其他对外贸易。倘若其他藩私藏唐物被发现,幕府立刻就会怀疑其走私,这有可能导致其倾家荡产。但岛津藩只要一说“这是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就万事大吉了。可以说,这是岛津藩最完美的护身符,由此,既保证了贸易品来源之合法,又可以拿到合法市场——长崎会所上出售。

当然,走私贸易不会有正式记载,但琉球搞朝贡以外的贸易,圈里人心知肚明。唐船在琉球停靠,出售唐物,购买被称为“俵物”的海产品。不过和长崎不同的是,在琉球交易不需要那个麻烦的信牌。后来,唐船扩大范围,甚至出现在了萨摩的海面上。由于和岛津贸易有利可图,很多持正式信牌的唐船在开往长崎前,都会先在萨摩海面或近海各岛处理一部分货物。有的唐船进入长崎时几乎是一艘空船。

岛津藩的走私对象主要就是金顺记。连理文去琉球也是为这事儿。另外,他还担负同萨摩谈判的重任。岛津藩琉球馆的大久保利世,就是对方的负责人之一。理文和他的儿子正助成了好朋友。

按惯例,四号船会在坊津卸下和岛津交易的货物,然后开往长崎。连理文有事要去长崎,于是决定乘坐这艘船。为他送行的青年正助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2],而当时,正助在岛津藩记录所担任见习文书。

四号船甲板上锣鼓喧天。为庆祝安全抵达,举行这种热闹的仪式已成为惯例。唐船先在港外下碇,等候长崎衙门处理。不一会儿,岸边划出几十只小船,给唐船拴上缆绳,将其引如港内。入港后,唐船再次下碇,锣鼓再次响起。等锣鼓声停,长崎衙门的检查官和通事们便登上唐船。他们把写着禁令的木牌挂在桅杆上。禁令是以日文写成的,由通事译成汉语,念给船上的人听,主要是关于天主教的事。